2011年高考语文大纲及考试说明（新课标）出炉为时尚早，对于2011的高考，我们只好来研究一下今年的试题。与2010年高考语文考试大纲（老大纲卷）相比，各种条目和要求更加条理化，细致化并对选考内容的出题进行了细致地规定。两者主要区别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课标大纲把高考语文考查考生的能力层级从五个上升到六个，分别是识记、理解、分析综合、鉴赏评价、表达应用和探究。把原来的“表达应用”和“鉴赏评价”调换了位置，并增加了“探究”这第七个层级。

　　二、考试范围分为必考内容和选考内容。

　　三、必考内容中，现代文阅读的要求从原来的“能阅读一般社会科学类、自然科学类文章和文学作品”改为“阅读一般论述类文章”。因为“一般论述类文章”应该包括“文学类和实用类”，所以考查的范围不是缩小了，而是更加灵活，扩大了。

　　四、写作由原来的“能写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及其他常见体裁的文章”改为“能写论述类、实用类和文学类文章”。对考生来说，写作的要求学生自己发挥的空间更广。而且考查等级从Ｄ级上升到Ｅ级。

　　五、选考内容分为“文学类文本阅读”和“实用类文本阅读”，各类的出题角度和难度都有详细的规定。下面是下载页面（需要注册，点击侧边栏的注册按钮就可以注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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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收到学校的短信，关于濮阳市教育局进行教师业务考试的通知和安排。濮阳教育科研网（http://www.pxx.cn）和濮阳教育人事与毕业生就业信息网（http://www.prjyrs.gov.cn）而前者根本打不开。群振又想起前些假期中所谓的新课程培训，那么画面朦胧，“伴音”热闹的视频，对那些尸位素餐的人真是深恶痛绝。

　　当然关于每年一次的教师业务考试，许多人也提出了异议，异议是可以有的，但考试还得进行。因为领导打的是官腔，而大家又在体制内，所以不能不低头。

　　有人说，让我们一线教师考试，那些领导为什么不考试？答案不是明摆着的嘛？提这些问题的人真是有些幼稚，领导之所以有今天，难道是因为他们业务很棒吗？要说溜须拍马，请客送礼还可以，要领导业务考试，这不是明摆着让领导难看吗？领导关心的是“裙中”问题，而不是谁应该不应该考试的问题。

　　好了，牢骚发完了，有兴趣的朋友请跟进留言。下面把word文档的试题提供给大家，轻轻点击，就可以下载了，不用到那可恶的网站大海捞针了。只是，这只是公共课部分，专业课的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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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名作《文化偏至论》最初发表于1908年8月《河南》月刊第七号，署名讯行。群振读这篇文章是在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１卷。这篇文章被收录在鲁迅的论文集《坟》里。这个集子收录了作者1907年至1925年所作论文二十三篇。1927年3月由北京未名社初版，1929年3月第二次印刷时曾经作者校订。1930年4月第三镒印刷改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作者生前共钱行四版。
　　论文《文化偏至论》出现在《坟》的第三篇文章里。一共8368个字，是一篇洋洋万言的宏篇巨论。至于作者为什么把文章写得这样长，鲁迅在《<坟>题记》里说得非常的明白：“因为那编辑先生有一种怪脾气，文章要长，愈长，稿费便愈多。”另外，对于文章的艰涩，鲁迅又在文中说：“又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这是受了当时的《民报》的影响。”因为，作者当时在日本留学，这样留学生就请章太炎（章炳麟）教他们《小学》，而着章太炎治学又喜欢广博，所以鲁迅先生在日本作的几篇文章都可称得上是巨制。

　　《文化偏至论》，谈的就是文化方面的问题，也就是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作者开篇立足中国国情，对当时的思想文化界的情形作了精确地把握和再现。并开篇分析了国人在探讨救国救民真理的问题上出现的问题。

　　作者认为，当时人们分析社会问题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
　　
　　“有新国林起于西，以其殊异之方术来向，一施吹拂，块然踣傹，人心始自危，而辁都小慧之徒，于是况言武事。后学于殊域者，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

　　在国家面临危难的时候，人们鼓吹武力，自然是无可厚非，但鲁迅先生却以他独有的锐利目光看到了事情的本质。国家是不是能在战争中强大真的与文明、野蛮没有关系，关键是国家是不是富强，因此作者说：“且使如其言矣，而举国犹孱，授之巨兵，奚能胜任，仍有僵死而已矣。”

　　接着作者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特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

　　作者认为，19世纪，西方列强的确创造了灿若群星的物质文明，但他们物质文明的增长并不是靠西方列强只会发展经济，而是他们思想解放在先，然后才有下面的物质的繁荣。

　　接着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一共包括两个方面，故所述止于二事：曰非物质，曰重个人。那么这两个方面。在西学东渐的时代里，鲁迅先生力排众议，目光如炬，认为治理国家，治标更要治本，不迷信西方文明，不搞一边倒，不跟风，不盲人。

晚自习时间，打开鲁迅全集，坐在教室前排的学生伸长了脖子看到了我手中的书，喃喃地说了声《鲁迅全集》？便对我进行了善意的提醒：“这个年代还年鲁迅，他可是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啊。”

　　我马上潢脸堆笑：“我知道这位学生的意思，鲁迅的深刻、犀利，总是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与丑恶的势力做斗争当然很好，但这个社会不正常的事太多了，我们一个人有多大力量呢，以一人之力而与整个社会为敌，的确是一种不很妙的事情。

　　 “我只是以鲁迅的写作技巧感兴趣，并没有去学他的性格和做法。而且人的性格是天生的，怎么能够学得来呢？”这位同学终于放心地点点头。

　　我的说的何尝没有道理呢？屈子不仅才思敏捷，更是“竭忠尽智，正道而行”，不仅开启了我们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更是为世人竖立了与“天地齐寿，与日月争光”的伟岸人格。但他的后继者潘安，宋玉之流只是继承了屈原华丽的辞藻，而没有把他伟岸的人格声名远布。我只是鲁迅堂外的一文学青年，既没升堂，更没入室。学习鲁迅，从何处谈起。

　　妻看到我这几天经常捧着《鲁迅全集》，更是怕我走火入魔，时而不时地在我面前大批特批鲁迅，搞得我没有“还手”之力。我也领悟妻的善意，他们都为了我好。这个社会，也许真的不适合鲁迅一族生存。

　　人类经过几千年的进化，可喜的是真的领悟了“渔父”的智慧：世人皆浊，何不逐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酾？

　　在鲁迅看来：“天下不舒服的人们多着，而有些人们却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给他们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眼前，使他有时小不舒服，知道原来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满。苍蝇的飞鸣，是不知道人们在憎恶他的；我却明知道，然而只要能飞鸣就偏要飞鸣。我的可恶有时自己也觉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给他们说得体面一点，就是敌人罢，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

　　 没有鲁迅的时代，大家都过得舒适了吧。”

据说，我们的民族在远古时代是十分强悍而勇武的，作为男子，以懦弱为最大的耻辱。只是几千年过去了，我们吃着烤熟的羊肉，喝着营养丰富的牛奶，经常去野外运动，有时也互相砍打，但并没有多一点阳光之气。相反，人们在高枕无忧的环境中长大，犹如错过狼群的肥羊，受到家长的百般宠爱，往往变得懦弱、娇贵。群振不知道这究竟是体格的退化还是心灵的贫瘠。

　　听说富士康已经到了14跳，急得一群老头子不得不站在富士康公司门口拉起醒目的横幅：孩子活着最重要。跳楼不如跳槽。这些勇往死地的年轻人，只是能是社会的牺牲品，不能算作英雄，更还是侠客义举。他们都我们未曾谋面的同胞，但这种看似勇敢的懦弱真的有点让人怀疑他们是“娘娘腔”十足的公子哥。

　　一个人把目光只停留在眼前的时候，他的路就窄了，一个人只有想到自己的是时候，他的世界就小了，一个人选择放弃生命来逃避现实的时候，他的灵魂就变得卑微了。

　　俗话说，无欲则刚，但能被称为侠的人，他的内心不是没有欲望，只是没有自己的私欲。在他们的心里，有一把丈量这个世界的尺子。当他们用这个尺子去衡量尘世的时候，一股正义的力量就激发了他们的潜能，见义勇为，除暴安良，挺身而出，扶助弱小……

　　我们都是懦夫，但我们依然可以说侠，犹如贫穷的乞丐总是喜欢谈谈富家小姐，落魄的阿Ｑ，有时也想摸摸小尼姑的脸，做上一个大富大贵的美梦。对的，懦夫谈侠。

　　人言，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我云，懦夫常有，而大侠不常有。大侠不仅要有超强的武功，更要“无家一身轻”，像素有佛缘的鲁智深，打了镇关西后，逃跑逃得潇洒利索。犹如刺秦王的荆轲，即使失败，也没有家人牵挂、遭殃。

　　当然，在幼儿园里挥舞屠刀的是杀人的恶魔，在大街上开枪扫射的是丧失天良的变态，然而，向法官开枪的保安是侠吗？因某个失去民心的官员死于车祸而拍手叫好的人是侠吗？

　　有人说，佛在心中，群振说，侠亦常在心中！

近几年，有很多朋友都熟悉一个名字——余世维。他是台湾著名的企业家，在台湾和大陆的著名大企业做过几百声的精彩演讲，特别是他的“职业经理人”的演讲，可以说精彩纷呈，妙趣横生。在看他的讲座的时候，听到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分享给大家：

　　话说他的老大（大女儿），和其他小孩子一样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叫吃饭的时候，她总是爱理不理地看她的卡通书，等到大家都吃过饭了，她又会闹着肚子饿，去找零食吃。相信这样的事情，只要是有孩子的，都会碰到过这样的事情，相信还不止一次。

　　有一天，余世维和他的妻子商量好，把家中能吃的东西全部吃完，他们在吃晚饭的时候只叫了老大一声：“老大，吃饭。”结果，那孩子依然像从前那样，爱理不理地看卡通书。于是，他们说：“好。”于是大家一阵风卷残云，把仅有的一点饭全部吃到完了。

　　结果不出所料，不到半夜的时候，就大叫“我饿！”，接着是大哭不止，这里她的妈妈实在是忍不住了，打算起来给孩子做点吃的，但余世维硬是拉住她的手，不让她动弹，并说：“饿不死的！”但妈妈毕竟是妈妈，天还不太亮的时候，余世给的妻子就起来为孩子做准备早餐，这是在餐桌旁的椅子上，他的妻子看到一个小孩可怜的身影，当然这就是他们的老大：准备吃早点呢！当然，后面的事情，不言自明。

　　从这以后，每次吃饭的时候，他们不用再三地催促孩子吃饭，只要叫一声：“老大，吃饭。”那孩子就会嗖的一下子从座位上跳起来。

　　这个故事给我们这样的几个启示：

　　一、教育的方式有多种，不是只用说教的方式就可以奏效。

　　二、我们要想取得理想的教育效果，我们要赋予教育者以权力，相信我们的教育者，故事里，是父母，如果是老师这样做，估计家长有很多想法，甚至反应很强烈。

　　三、孩子的成长需要挫折，也应该有惩罚，如果一心想把孩子教育好，又不愿让孩子受一点委屈，最后只是是一相情愿的事。所以，有位作家说过，保护孩子，就是母鸡也会。但怎样教育孩子，我们应该不能跟着感觉走。

作为非常看重天伦之乐的鲁迅先生，作为家庭长，本来把自己的兄弟、家人接到一起居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同时作为当时文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鲁迅与他的二弟周作人的失和，对双方的名誉和身心都造成了无法估量的伤害和损失。虽然，当事人已经纷纷作古，辟谣澄清，还人清白的一切努力都是值得肯定的。有关他们兄弟二人失和的原因可以说众说纷纭，但比较有代表的有以下四种：

　　一、情人说

　　有人说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原是鲁迅的情人。鲁迅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年纪差得不是太大，周作人的成长都是他的兄长鲁迅一路引导，鲁迅不但负责这个家庭的物质生活，还负责引导弟弟精神方向，鲁迅到南京上学，也把他的弟弟接到南京上学，鲁迅去日本留学，后来也把他的弟弟带到日本留学，在留学过程中以及回国之后，兄弟两人并肩战斗，一块写文章，一块做学问，他们都是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名的先锋人物。所以有人说，在日本鲁迅曾经和羽太信子发生过关系，后来鲁迅看他们无法走到一起，就把羽太信子介绍给了弟弟周作人。这要从周作人给鲁迅的那封1923年７月的绝交信说起：

鲁迅先生：
　　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有人说，这里所说的“过去的事”应该是羽太信子告诉她的丈夫周作人鲁迅曾经追求过她，并且与她发生过关系。所以，周作人才毅然决然地与鲁迅绝交。问题是，如果羽太信子向自己的丈夫承认自己曾经与鲁迅发生过关系，那她不是把自己也捎上了吗，而且既然这样的事过去那么她时间，就不至于鲁迅与周作人绝交后回住所收拾东西的时候，又遭到周作人夫妇的激烈的围攻和谩骂，甚至周作人还用香炉投郑鲁迅。可见，羽太信子告诉周作人的事虽然已经过去，但好像是过去没有太长的时间，而且所有的责任都在鲁迅。另外，当时在日本鲁迅和周作人是同时在日本认识了羽太信子，而且不久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结婚，而鲁迅因家庭负担问题回国，所以他们根本没有成为情人的可能。

　　二、偷窥说

　　说鲁迅曾经偷看羽太信子洗澡，而且周作人据说曾经亲自告诉他的朋友，说鲁迅偷听他和羽太信子的房事。不过这只是传言，周作人有没有告诉过别人哪怕是告诉他的朋友，说他的哥哥偷听他们的房事，不说这事是假的，即使是真的，智商不低的周作人也不可能把这样的家丑告诉别人。

　　而且，从性格特点上看，鲁迅的严肃、沉稳也给我们留下的深刻的印象。把孔庆东在百家讲坛上讲述，鲁迅从日本回国后，思想消沉，虽然当时年青人有很多消遣时间的方式，但鲁迅住宿在吊死过人的院子里抄石碑，经常是足不出户。只是后来在年轻的文化干将钱玄同的鼓励下才开始参与新文化运动，最终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名主要领袖。可见，鲁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世人证明了自己的并不是一位朝三暮四的风流才子。这样的偷窥说自然是不攻自破。

　　三、经济纠纷说

　　这种说法以当代著名鲁迅研究家，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和南江秀一这代表、这是现在被大多数认可的一种说法。

　　最直接的证据来自鲁迅博物馆馆长、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孙郁：她（指羽太信子）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气派极阔，挥金如土。家中有管家齐坤，还有王鹤拓及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数人，还有李妈、小李妈等收拾房间、洗衣、看孩子等女仆二三人。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有时饭菜烧好，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鲁迅曾经说，我的钱是用黄包车拉进来的，但是人家是用汽车送出去，所以他觉得我自己拼命做，但是总是不能满足要求。

　　而且据有关资料显示，当时收入颇丰的周氏兄弟挣来的钱不仅要供羽太信子挥霍，而且还要接济日本的羽太家，那时，周家经常通过鲁迅向日本寄钱。

　　因此，巨额的花销给，周家的财政带来极大的困难，所以，平时鲁迅不可避免地提示羽太信子节俭之类，最后羽太信子怀恨在心，于是在自己的丈夫面前中伤自己的大伯哥。

　　四、歇斯底里症说

　　近年，有研究证明羽太信子有歇斯底里症，那么什么是歇斯底里症呢：
　　歇斯底里证又叫癔症，癔症一词的原有注释为“心意病也”，也称为歇斯底里，是一种较常见的精神病，。目前认为癔症患者多具有易受暗示性，喜夸张，感情用事和高度自我中心等性格特点，常由于精神因素或不良暗示引起发病。

　　江南秀一在1994年《答<书城杂志>读者作》的文章里说到：在家庭里，鲁迅对妻子冷淡，而常用日语与信子谈天，信子以为鲁迅对自己特别热情。到北京八道湾，母亲提出不当家，朱安不能当家，鲁迅就让信子当家，信子也以为是鲁迅特别抬举。久而久之，她就以为鲁迅对她有意。后来矛盾爆发，她就把日积月累的内心的想法作为客观事实“告发”了出来，甚至把鲁迅的正常接近认为是“对她不敬”。

　　这种看法也是大有可能的。有趣的是，羽太信子嫁给了鲁迅的二弟周作人，而羽太信子的妹妹芳太信子嫁给了鲁迅的三弟周建人，而后来两人因为感情不合而离婚，而鲁迅又是因为父母包办婚姻实际上是抛弃了自己的妻子朱安。所以，羽太信子经常对鲁迅兄弟冷嘲热讽，百般挖苦，说鲁迅和周建人多妻，色情。而身为女人的羽太信子同情朱安和自己的胞妹芳太信子，再加上她本身的歇斯底里症时有发作，那么，她对鲁迅的误解极有可能发生。

　　那么，鲁迅对羽太信子比较热情是不是事实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早在他和二弟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认识了羽太信子，而且羽太信子出身寒微，积极上进，肯定会博得鲁迅的好感。虽然后来，羽太信子很快与自己的二弟结婚，但鲁迅可能在把他当作弟妹的同时，也可能把当作进步青年而加以青睐，要不，鲁迅也许不会把全家的财政大权交给羽太信子。

　　另外，鲁迅早年留学日本，在鲁迅的心目中日本是一个繁荣而强大的国家，也是当时中国学习的对像，从鲁迅的文章和日常行为看，日本都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他的大部分译作都是日文的，他有一大批日本朋友，他在称为别人时，就是称什么什么君，比如称冯雪峰为冯君，称史沫莱特为史君等等。有时鲁迅先生也许想通过羽太信子来了解日本的一些情况或者回顾在日本的经历，在这一层上，鲁迅先生也会对羽太信子多一些好感。

　　五、结语

　　由于当事人的守口如瓶和知情人的相继离世，鲁迅先生同他二弟周作人的感情破裂的原因已经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了一桩悬案，所以才引来了各种猜测甚至诽谤。但群振认为鲁迅兄弟的感情悲剧发生后，鲁迅周围的人虽然没有出来澄清事实真像，但他们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比如鲁迅的妻子朱安相信自己的丈夫鲁迅是无辜的，因此坚决搬出来与鲁迅同住，鲁迅的母亲也始终站在鲁迅的一边，而且三弟周建人，从此也几乎断绝了与二哥周树人的来往，甚至是当周建人夫妇遇到困难时，芳太信子向鲁迅借钱，也不向她的姐姐借钱。所以，孰是孰非已经不言自明。而且，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周作人在日本人的恩威利诱下，做了汉奸，而他的大哥鲁迅先生却中国的民主和自由奉献了毕生的心血，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的精神领袖。有一句话说得好，时穷节乃现，危难见英雄。周作人在大是大非面前竟然如此糊涂，那么，他在家庭事务的处理上也不由得开明公正。但愿那些不怀好意的人，不要再以自己的肤浅和阴暗来推测鲁迅，这位在中国思想文化战线上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人。

　　参考资料：

　　《鲁迅全集》鲁迅
　　《名人传记》2007年第11期 孙郁
　　《答<书城杂志>读者作》　江南秀一　
　　百度百科

新中国成立后，陆续相传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有沈从文、老舍、巴金、林语堂、艾青、李敖、王蒙、北岛等人。

　　比如，湖南吉首大学党委副书记张建永曾经说过，沈从文被被誉为是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中国人，本来1988年的奖项应该是颁给他的，但是由于那年他过世了，诺贝尔奖只奖给活着的人。当然，有人说老舍也是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的人。

　　 但在中国，关于诺贝尔文学奖，最早提及的是鲁迅先生和梁启超生生。但鲁迅先生并不像时下的国人对这个奖项近似狂热的追求，而是一口拒绝了提名。这的确表现了鲁迅先生特立独行的性格。

　　1927年9月17日，鲁迅收到北京自己的学生台静农的信件，信里面提到瑞典人斯文·赫定在上海的时候听说鲁迅的名字，想请刘半农帮助，提名鲁迅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

　　鲁迅在1927年９月２５日《致台静农》的信中表明自己的鲜明态度：“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

　　当时鲁迅先生说梁启超不配大概是因为他觉得梁起超在很大程度是一个学者和政治活动家，而不是纯文学意义上的作家，如沈从文那样。而且，鲁迅的弟弟周作人也通过文章表达相似的看法。

　　其实鲁迅先生不能算作被提过名，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事情的始末：

　　1927年，瑞典考古探险家斯文·赫定到中国考察研究时，曾与刘半农联系，传递提名鲁迅和梁启超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消息，由刘半农托台静农写信探询鲁迅意见。当然鲁迅先生在回复台静农的信中态度是非常明确的。所以，可以推定斯文·赫定最后并没提名鲁迅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

　　因此，2008年11月29日，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在一个主题为“诺贝尔文学奖与华文文学”的主题讲座上第一次开辟谣，指瑞典学院从来没有问过鲁迅愿不愿拿奖而被鲁迅回绝。因为当时，斯文·赫定只是向鲁迅和梁启超传达了想推举他们做候选人的想法，其实并未实施。

　　鲁迅先生在他拒绝的信中说明以下理由：

　　一、作为一个中国人，要有世界的眼光，不能把自己的眼光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而夜郎自大。鲁迅在信中说：“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

　　二、鲁迅先生不愿意因为自己的国家大，中国人没有人被评为诺贝尔文学奖而沾光，这里鲁迅先生的所不齿的。

　　三、防止自己如果得奖后，中国人的优越感滋生蔓延，从而成为反动阶层宣传的舆论。

　　四、保持自由的写作状态，不受其他的人一口气，率性而为，从而影响自己的日常安排。

作者：　陈与义

萧萧十日雨，稳送祝融归。
燕子经年梦，梧桐昨暮非。
一凉恩到骨，四壁事多违。
衮衮繁华地，西风吹客衣。

　　一、作者介绍
　　陈与义(1090～1138)，宋代诗人。字去非，号简斋。洛阳（今属河南）人。徽宗政和三年（1113）登太学上舍甲科，授文林郎、开德府教授。后历官太学博士、秘书省著作佐郎等职，不久谪监陈留酒税。北宋亡，奔徙于今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广东等地。高宗绍兴元年(1131)，抵临安（今浙江杭州）。历任中书舍人、侍讲、礼部侍郎、翰林学士等职。绍兴七年任左中大夫，参知政事。

　　陈与义是南北宋之交的著名诗人。他的诗歌创作可以金兵入侵中原为界线，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诗风明快，很少用典，以《墨梅》诗受到徽宗的赏识。南迁之后，经历了和杜甫在安史之乱时颇为相似的遭遇，转学杜甫。他不象江西派诗人那样, 只从句律用字着手,而是把自己的遭遇和国家的命运融合在一起,题材广泛,感时伤事， 成为宋代学习杜甫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

　　陈与义与吕本中有过交往，但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并未列陈与义之名。宋人也有称他崇尚陈师道的，但多数人认为他最近于杜甫。元代方回在《瀛奎律髓》中称杜甫为江西派的”一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三宗”。陈与义不是江西人, 作诗重锤炼,固然有与陈师道相似的地方，但他重意境，擅白描，与黄庭坚的好用典、矜生硬， 迥然有别，不应列入江西诗派。

　　陈与义诗作最逼近杜诗的是七律。象《登岳阳楼》之一、《巴丘书事》、《再登岳阳楼感慨赋诗》、《除夜》等，雄浑悲壮，感慨多端。五言律如《雨》诗 2首、《除夜》等则以清迥峭刻见长。五言古诗写景造意，接近谢灵运、柳宗元等人。 如《 夏日集葆真池上》中间写景：”鱼游水底凉，鸟宿林间静。谈余日亭午，树影一时正。… 微波喜摇人，小立待其定。”观察细密，造语工致。七言绝句重在意趣,格调清婉,如《和张规臣水墨梅五绝》、《春日二首》、《中牟道中二首》等，或工于兴寄，或活用典实，屡见新意，耐
人寻味。

　　陈与义亦擅词作。〔临江仙〕中的”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虞美人〕中的”及至桃花开后却匆匆”等名句都为人称诵，胡仔、黄□等人对他也有较高的评价。 总的说来，他的词作以清婉秀丽为主要特色。

　　陈与义集原为其学生周葵编,共10卷,早佚。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胡□笺注《 简斋诗集》30卷(附《无住词》1卷)刊刻问世,《四部丛刊》即据此影印,并附印元刊《 陈简斋诗外集》。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陈与义集》即以胡本为底本。
　　　　
　　二、写作背景

　　这首诗是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作的，这时他二十九岁。陈与义二十四时，登政和三年上舍甲科，授予开封府教授。政和六年，解任，七年春，入京；八年，留居京都，直到十月，才得到辟雍录的官职。这首诗是政和八年初之作，这时他罢任留京，等待官职，心情淒清郁闷，所以在《雨》这首诗中发抒出来。古代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常是将做官看做重要的的出路，庸下者为的是图谋铁利禄，而有志之士则想藉以实现其政治抱负。

　　陈与义作诗深受黄庭坚、陈师道的影响。黄、陈作诗，运思造境，琢句炼字，皆剥去数层，透过数层，贵清贵奇。

　　三、本诗鉴赏
　　
　　这首诗并不是单纯的描写雨中景物，而是写动物、植物以及诗人在雨中的感受，透过数层，从深处拗折，在空中盘旋。

　　开头两句点出雨，说十日萧萧之雨（“萧萧”同“潇潇”，风雨声），将炎热的夏天送走了。“祝融”是夏神，此处借用，指夏天。三、四两句离开雨说，而又是从雨中想出，其意境凄迷深邃，决非常人意中所有。秋燕将南归，思念前迹，恍如一梦；梧桐经雨凋落，已与昨暮不同。其实，燕子与梧桐并无此种感觉，乃是诗人怀旧之思、失志之慨，借燕子、梧桐以衬托出来而已。五、六句写诗人自己在雨中的感觉。“一凉恩到骨”，直凑单微。“凉”上用“一”字形容，已觉新颖矣，而“一凉”下用“恩”字，“恩下又用“到骨”二字，真是剥肤存液，迥绝恒蹊。这句话既说明了秋雨到来的凉爽舒适对人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恩赐，又何尝不是这个失落和才子对皇恩的期盼！

　　第六句是说穷居寥落之感。末两句宕开去说。“衮衮”，多也，“繁华地”指京都；在繁华浩穰的京城之中，自己只是 “西风吹客衣”，言外有“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之慨。

　　参考资料：陈氏宗亲论坛　《宋诗鉴赏辞典》

鲁迅在《<出关>的“关”》中说，当时人们对《出关》这篇文章的批评分为两类：一类是说鲁迅“是在讽刺傅东华”，另一类是说文中的老子是鲁迅的自况，这两种解读都被鲁迅在这篇文章中彻底否定。

　　鲁迅先生1936年2月21日在《致徐懋庸》的信中，说：“那《出关》，其实是我对于老子思想的批评，结末的关尹喜的几句话，是作者的本意，这种‘大而无当’的思想家，是不中用的，我对于他并无同情，描写上也加以漫画化，将他送出去。”鲁迅进一步补充说：“《大公报》的一点介绍，他是看出了作者的用意民的。”这里是指《“海燕”》，宗珏作，载1936年２月７日天津《大公报·文艺》第八十九期“书报简评”栏。文中说：《出关》“虽然是历史题材，但是运用新的观点，针对着某角落的现象，在大众的面前揭露出一些曾经做使许多人迷信的原型，还是色的意义的。”

　　王槐茂在他的文章《谈鲁迅对老子思想的化用》中说：“中国传统社会的共同心是退去、保守、柔弱、无欲和超然，鲁迅认为老子思想对中国人的心理、性格、精神信仰和行为方式等的历史形成有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鲁迅“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针对当时的具体问题，为了唤起国民觉醒，促进社会进步，便对老子思想中的消极因素展开了尖锐犀利的批判。他在小说《出关》中对老子进行了辛辣的嘲讽。”

　　当然鲁迅这篇小说《出关》发表于1935年12月，此时的鲁迅驾驭语言和评判社会的能力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鲁迅先生在传达出他对老子的批判之后，同时也对当时的社会，对当时的文坛进行了幽默的嘲讽，在字里行间里，我们也能体会出鲁迅先生的人生体验和遭遇。